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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里程碑與中國共產黨領導力-鄭州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審核: 來源: 作者: admin 時間: 2019-10-16 09:00 點擊: 1067次

    歷史性事件的發生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辯證統一,表面的偶然性往往蘊含著歷史的必然性,歷史的必然性恰恰內含于表面的偶然性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艱難探索和輝煌歷程中,建立中國共產黨,迷茫的中國迎來了引路的“燈塔”;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苦難的中國樹起了站立的“豐碑”; 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落后的中國舉起了富強的“旗幟”。三大歷史性事件、三大里程碑,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分別走過的近100年、70年和40多年艱難歷程的歷史起點,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力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歷史時期不斷彰顯的時間起點。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由于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存在差異,完成這些歷史任務所要采取的方式方法不盡相同,而黨自身的發展狀況發生了重要變化,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展現出不盡相同、各有側重的特點,成為鑄就不同階段輝煌歷史的政治基礎、思想基礎、群眾基礎、社會基礎。

    一、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的領導力發揮引路“燈塔”的作用

    建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災難深重的中國有了可以信賴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艱難困苦的中國人民有了堅定可信的領導政黨,苦難輝煌的中國革命有了堅強可靠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不斷顯露出來,引路“燈塔”的作用尤其明顯。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體系中,政治領導力具有統領性質。主要表現就是在關鍵時期和重要時刻發揮政治定向的作用,在發生重大曲折和嚴重錯誤時發揮扭轉乾坤的作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力發揮政治定向的作用主要包括 :以1923年6月黨的“三大”為標志,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國共聯合戰線的建立和發展,推動構建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形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以1935年1月遵義會議為標志,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從此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以1937年8月洛川會議為標志,在抗日戰爭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制定了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實現了全面抗戰的目標和國共軍隊配合作戰,為爭取人民抗戰的最后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以毛澤東1948年12月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和1949年1月發表的《關于時局的聲明》為標志,徹底揭露蔣介石集團的“和談”陰謀,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逐步解放江南和廣大西部地區,國民黨和美國政府導演的“劃江而治”以阻止中國革命的計劃破產。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力發揮扭轉乾坤的作用主要包括: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連續糾正八七會議后的“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以及六屆四中全會后的臨時中央所推行的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方針等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并分別于1940年和1941年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于華北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以皖南事變為最高峰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為形成抗戰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解放戰爭初期,針對國共力量對比懸殊而主張中國共產黨應當對國民黨采取退讓政策的觀點,中國共產黨作出了以人民解放戰爭“打倒蔣介石”的英明決策,從而一鼓作氣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等。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體系中,思想引領力具有基礎地位。主要表現就是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并運用創新理論統一思想、抵御錯誤思潮的干擾。中國共產黨建立后及至新中國成立前,黨的思想引領力發揮作用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毛澤東關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形成,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理論的提出以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確立。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毛澤東沖破教條主義的嚴重束縛和重重阻力,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思想,從而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武裝奪取政權學說的重大發展??谷諔馉帟r期,針對“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再戰必亡”等“亡國論”論調和指望英、法、美甚至蘇聯出面可以迅速結束戰爭的“速勝論”的錯誤觀點,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寫就了《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軍事理論著作,批評和糾正了錯誤思想,指出了中國抗戰的正確道路是持久戰,從而奠定了抗戰勝利的重要思想和理論基礎。在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前夜,為了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黨召開了七大。這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其歷史性貢獻就是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這一方面反映了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和黨的理論水平的極大提高,另一方面對統一全黨思想,指導全黨的行動,加速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體系中,群眾組織力具備重要手段功能。主要體現就是我們黨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推動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以及在此基礎上把黨的正確主張和國家意志轉變為群眾自覺行動的能力。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特別是在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朱德等共產黨人不僅依靠人民群眾建立了革命根據地,而且在根據地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更重要的是在人民群眾的密切配合和積極支援下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極大地支持和鼓勵了其他地區的革命斗爭??谷諔馉幨侵袊嗣竦目谷諔馉?,無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還是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無論是國共軍隊配合作戰的前方戰場還是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局部戰場,無論是淪陷區的反日斗爭還是解放區的局部反攻等,無不體現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人民戰爭的性質。黨領導的解放戰爭同樣是在群眾的全力支持下取得最后勝利的,尤其是戰略決戰的遼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更是黨在人民群眾中進行巨大動員和全面組織,得到各方力量支持的空間規模的大決戰。三大戰役中,人民群眾主要依靠簡單人力和落后工具,通過肩挑、車推、驢馱、船運等方式,將大量軍需物資運往前方、將眾多傷病員運往后方。據統計,動員民工累計達880余萬人次,大小支前車輛141萬輛,擔架 36余萬副,牲畜260余萬頭,糧食4.25億公斤。時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的陳毅曾經感慨:“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span>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體系中,社會號召力具有目標導向功能。主要體現就是我們黨號召社會不同群體、各個階層和各方力量進行偉大社會革命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擴大社會影響范圍、凝聚社會形成合力的能力。在大革命時期,五卅運動和大革命高潮的興起就很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社會號召力的作用:1925年爆發的五卅運動,是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偉大運動,顯示的是各革命階級、各民族民眾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聯合斗爭,彰顯的是黨社會號召力的“牛刀小試”,也標志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到來,無不顯示中國共產黨社會號召力的作用。如 1935年12月北平發生的“一二·九運動”就是黨號召社會尤其是青年進行抗日救亡的一次成功示范;1936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也是黨動員社會各界積極參與抗日的有效行動??谷諔馉巹倮?,順應全國人民對和平建國的強烈愿望,黨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并且動員社會各界支持和平建國。尤其是1945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真誠謀求和平。解放戰爭奪取全國勝利后,黨把動員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各人民團體等社會各界參與籌建新中國擺上議事日程。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參與會議的人員以及由此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組成人員,更充分地體現了這一社會動員力的成果。

    二、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黨的領導力發揮樹立“豐碑”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盡管我們走過了充滿荊棘、十分坎坷和極不平坦的道路,但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這場偉大社會革命仍然是近代中國乃至近代世界最深刻的社會變革。新中國成立及至改革開放前的3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重大理論成果和實踐成就,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發揮了樹立“豐碑”的作用。黨的政治領導力發揮作用的主要表現: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統一。民族獨立是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宏圖夙愿,為了拯救危難祖國和苦難民族,無數革命先人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后繼地頑強奮斗、奮力拼爭,但等待他們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唯有新中國成立,才徹底結束舊中國的屈辱歷史,民族復興從此迎來無限曙光,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全世界不得不承認的客觀事實。因此,黨的政治領導力發揮作用的首要成果就是民族獨立。從本質上講,人民解放就是人民在政治上成為自己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獲得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新中國成立就是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前提,其基本制度形式就是 1954年9月正式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重要制度載體,體現中國各族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國家統一不只是在形式上的統一,更為重要的是真正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新中國成立是真正實現國家統一的重要政治保證,因為只有新中國,才真正結束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扭轉舊中國軍閥混戰以及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國家“四分五裂”的狀況,真正實現國家的意志和決心在全國范圍內得到貫徹執行,全國一盤棋的發展戰略和統一行動能夠付諸實施。

    黨的思想引領力發揮作用的主要表現: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的提出、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展開時期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和一系列新方針的提出、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期推動對撥亂反正具有重要意義的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我們既要鞏固新生政權,又要恢復國民經濟和開展各項建設,中間還穿插了一場由不受中國控制的因素強加給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始終是我們的首要任務。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確定下來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成為完成這一首要任務的引領力量,對于統一全黨思想、引領全體人民的行動具有重要意義。在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展開時期,我們黨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艱辛的探索,雖然經歷了曲折特別是“左”傾錯誤的影響,但具有引領性的正確思想還是發揮了重要作用。最為突出的就是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和一系列新方針的提出,諸如“向現代科學進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經濟建設”等,都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鄧小平曾這樣評價《論十大關系》:“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痹谂腔仓星斑M和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期,為了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澄清思想混亂,必須在思想路線上實現撥亂反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出,不僅重申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而且為我們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成為引領黨和國家實現歷史性偉大轉折的思想前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是在此背景下召開的。

    黨的群眾組織力發揮作用的主要表現:在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形成群眾路線并在群眾路線的指引下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步入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軍事斗爭上,無論是完成中國大陸的統一,還是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而斗爭,抑或是抗美援朝戰爭;經濟建設上,無論是建立國營經濟和新的經濟秩序,還是徹底廢除封建土地制度,抑或是進行“一化三改造”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政治建設上,無論是全社會的民主改革運動,還是在執政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抑或是第一部憲法的制定頒布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正式實行;外交發展上,無論是新中國外交方針的制定和實施,還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和堅守,抑或是圍繞臺灣問題同美國的斗爭和博弈等。新生的人民政權都是在黨的正確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和參與下,攻堅克難、闖關奪隘,為接下來的社會主義全面建設奠定重要基礎。1956年黨領導人民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階段,不僅更加積極地發揮群眾智慧和群眾力量,而且還形成了對于我們黨來說至關重要的群眾路線。由此,黨的群眾組織力進一步得到釋放,特別是黨的八大很好地體現了群眾路線的方針,并且鄭重提出了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路線這一重要觀點,把貫徹執行群眾路線作為執政黨必須著力解決的歷史任務。這就為隨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增強黨的群眾組織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礎。

    黨的社會號召力發揮作用的主要表現:通過動員社會、凝聚社會力量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并取得積極成效。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經歷長期戰亂、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基礎上搞建設,沒有強大的黨的社會號召力,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構建一個現代化國家體系。此間,我們先后經歷了三年戰后經濟恢復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三大改造,并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中,我們也先后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特別是發生“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建設遭受重大挫折,但黨的社會號召力從來沒有退場。包括“兩彈一星”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完成甚至“殺手锏”的成功,無不體現黨的社會號召力的威力。最為典型的是,新中國初期,一大批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從國外學成歸國,包括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和李四光等著名科學家。他們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或毅然放棄國外優厚待遇和優越的工作、生活條件,或歷經千辛萬苦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尋求歸國之路。他們是在黨的社會號召力感召下懷揣一顆強烈的愛國之心,投身新中國的建設事業的。他們是真正的共和國的“脊梁”,共和國的歷史上將永遠鐫刻著這些人的英名和豐功偉績。

    三、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黨的領導力發揮高舉“旗幟”的作用

    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拉開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是在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下堅定地走下來的。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的40多年來,在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發揮了高舉“旗幟”的作用。黨的政治領導力主要表現為政治定向、高舉“旗幟”的作用。首先,1978年冬天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黨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這一具有扭轉乾坤的決策,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和偉大創造,而且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一次偉大革命。從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其次,1992年春天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發表談話,明確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提出并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三個有利于”標準、計劃與市場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等一系列重要論斷。這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再次,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后,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等一系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論斷,為推進新時代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擘畫了清晰的藍圖。

    黨的思想引領力主要表現為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并持續發揮引領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作用。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闡明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了治黨治國新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黨的群眾組織力主要表現為組織群眾并同時發揮群眾聰明才智和創新創造的作用。改革開放是人民的要求和黨的主張的內在統一和同頻共振。我們黨通過提出和貫徹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帶領人民前進,又從人民的實踐創造和發展要求中獲得前進動力。這是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引進來”“走出去”的戰略實施,無不凝聚著黨領導下的群眾聰明才智和創新創造的發揮。黨的群眾組織力從來沒有缺場。1978年冬,小崗村農民的“紅手印”拉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的序幕。20世紀8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在蘇南、浙江等地異軍突起。它是我國億萬農民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創造的在農村就地就近就業的新路子,也是繼聯產承包解決農民溫飽之后,實現農村小康生活的又一把鑰匙。無論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無不凝聚著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的參與、創造和貢獻。在“引進來”的項目和技術中,有大量的民營企業、各類人員的身影;在“走出去”的項目和技術中,也有大量非公企業、個人的貢獻。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群眾在實踐活動中所表達的意愿、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充分激發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創造偉力,是黨的群眾組織力的題中應有之義。

    黨的社會號召力實質上是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在推進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的集中表現。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黨的政治領導力把方向,黨的思想引領力強基礎,黨的群眾組織力重手段,黨的社會號召力聚共識。結束十年動亂之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黨的政治領導力定方向的作用發揮出來;全會前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特別是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體現了黨的思想引領力的基礎作用;無論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要決定還是鄧小平重要講話,都是在總結黨領導人民群眾實踐探索的基礎上作出的。黨的社會號召力正是在上述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發揮作用的基礎上形成的。蘇東劇變后,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一錘定音,黨的政治領導力把穩方向;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陸續成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黨的思想引領力強健基礎;黨通過教育引導人民群眾堅定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并進一步發揮人民的主體作用,黨的群眾組織力進一步為改革開放添磚加瓦。正是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發揮積極作用,黨的社會號召力凝聚改革開放共識才有了必要的前提和堅實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一錘定音,黨的政治領導力顯現出來;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了黨的思想引領力的基礎作用;黨的群眾組織力在隨后的一系列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中也得到了彰顯。所有這些,都是黨的社會號召力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中發揮作用的重要基礎。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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